追寻实事求是之道

　　2017年10月，日本汉学家大庭脩的代表作《秦汉法制史研究》由徐世虹教授领衔重新翻译出版。此前，由林剑鸣教授于1991年主译的《秦汉法制史研究》曾使国内学界首次窥见此书全貌，对秦汉法制史、制度史乃至简牍学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一次，以“明确相关学术观点的表达”为旨的新译本，相信对准确理解大庭脩原书论述更有助益。

　　新译本正文由五篇构成：第一篇为综论，是全书之纲；第二至五篇为全书之目，是具体问题的研究。正文后有《后记》，叙述成书缘起。全书收录的论文最早发表于1953年，最后补入的是在1981年，跨度几近30年。用30年的时间去磨砺一把“剑”，怎能不锋利？原著成就秦汉法制史研究的经典之作，不足为奇。与日文原著有所不同，作者此后陆续撰写的相关文章，在新译本中以“附录”的形式补入。

　　基于对文献的熟稔，也基于对出土简牍的，咀嚼《汉书·董仲舒传》中的“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之语，大庭脩提出了如此论断：“汉代存在着只要是长期任官工作，即使没有能力也可以获得晋升的制度”。他还指出，“劳以出勤为主，出勤状况是增减劳的依据，劳的多少表示业绩的高下”，“汉代的晋升多通过积劳功次”。用今天的话说，功劳更像是资历，功劳制度，近乎依据资历深浅决定升迁的制度。

　　大庭脩的这一“发明”之见，1990年代中后期越来越线年，依据对居延新简“徐谭功将简”的分析，生首次厘清功与劳之间的递进换算关系，提出“凡积四岁劳，即进为一功”的重要观点。这是推进功劳制研究的关键一步，尽管没有直接的资料可以印证这一结论。1993年出土、1997年出版的尹湾汉墓简牍，尤其是其中“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簿”，首次印证了功劳制度在仕进史上的意义：根据廖伯源的统计，郡县属吏以功劳升迁为朝廷命官的县道长吏（县令长、丞、尉），在可供有效统计的数据中竟达40%之多，这是学界此前所不知的。

　　里耶秦简博物馆中有枚分栏书写的功劳残牍，第二栏中记载了某人的仕宦履历：“凡【十】五岁九月廿五日”，是其任职时间的累积计算；“【凡】功三”，则是功劳折算的结果——一功可抵四岁劳，获得最直接印证；“三岁九月廿五日”，是折算后剩余的劳日。对于这枚残牍的意义，笔者曾经写道：“在秦灭六国、实现统一的进程中，因军功入、升迁固然是途径之一，但还存在着累日积劳的功劳制度。”今天，我们对秦汉功劳制的认识，已非1950年代所能比拟。这并不意味着后来者比大庭脩更加高明，只是因为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资料。

　　西北地区出土的汉晋简牍，绝大多数都是废弃的文书，是名副其实的“残篇断简”。国内学界多将之视为研究的辅助材料，如何尽可能地“”其意义，是多数学者的研究取向，也是简牍研究的主流范式。大庭脩关于“功劳制”的研究，从某种情况而言，也可以视为这种取向的产物。这种研究范式的局限性，在永田英正看来，尽管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一点在于：简牍作为历史研究的史料，有可以利用的部分，也有利用不了的部分，而可以作为史料加以利用的部分在简牍中仅仅是极少的一部分而已，大部分简牍是无用之物。

　　认识到既往研究的局限，如何新局面，就成为不得不思考的问题。这也是日本第一代汉简研究者所关注的问题，也就有了“汉简的古文书学研究”，并最终奠定了“日本汉简研究中最具特征且富于独创性的领域”。汉简的古文书学研究，是将简牍本身当作研究的主体，而不仅是历史研究的辅助资料。研究重心发生转移，对资料本身进行客观细致的考察，探究材料之间的可能性关联成为关键。打个比方来说，这就像是拼图：孤立地看，单个拼图的信息着实有限，若将它摆放到适当的，不仅可以发现它的功能，还可以发现各拼图间的联系，由此窥见全貌。

　　对于导入“古文书学”的研究方法，藤枝晃在《居延汉简研究·序》中曾以“剑法”为喻写道：挥着剑乱舞乱砍，即使真的能把敌人，也很难称得上是正规的剑法，只有从基础开始按剑谱进行训练，才能掌握真正的剑法。

　　作为居延汉简轮读会的鲁惟一、永田英正、大庭脩，“剑法”的结果，各有成就：鲁惟一以复原汉简简册为中心，撰写欧美学界汉简研究的开山之作；永田以簿籍简为研究对象，以不同的“书式”为基准，并参照出土地点等信息，展开“集成”式的研究，开创了汉简研究中的“永田方式”或“永田流”；大庭脩主要对汉代制诏和令进行研究，这也是本书中最为学界称道的篇章之一。

　　元康五年诏书册的复原，是大庭脩法制史、简牍学研究的典范，也是古文书学孕育之花。出土时的残篇断简，并不意味着原先的形态即如此，是编绳朽断后顺序混乱的结果。简册复原，以笔迹相同、出土地相同、内容关联等为主要依据。1961年，依据上述原则，大庭脩发表了元康五年诏书册复原的，将散乱存在的8枚简牍恢复为一个整体。这是居延汉简中的第三份册书，也是被学界复原的第一份册书。这份被复原的册书，鲜活地出行政命令是如何被提出的，经由什么样的程序颁行，又是如何依次被传达到基层社会，意义不可谓不重大。

　　大庭脩根据汉代制诏的内容，将其归纳为三种形式：一是根据自己的意志单方下达命令；二是在委任权限内提出议案、并获得认可，然后作为命令公布；三是前两者形式的复合，亦即表达了政策指向，将具体立法委托给部分。按，基于内容而分析形式，从古文书学的理论看，属于典型的“样式论”。经过此番分析，习以为常且乏味的公文书，被大庭脩发掘出前所未知的意义：汉代令的立法程序首次被厘清，时在196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