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一开始就讲起了去年4月21日的撤稿事件。施普林格出版集团宣布，因涉嫌同行评审造假，撤销《肿瘤生物学》发表的107篇论文。论文作者全部来自中国。“这次撤稿创下了多项纪录：国外学术期刊单次撤稿量最多，单个期刊撤稿总量最多，中国学者遭集体撤稿总量最多。”
真是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的研究员，她是在11月8日中科院学部举行的“重大学术不端事件的应对机制与管理”研讨会上做这番的。
近一二十年，中国科技界界上曾创造出一些的全球第一、最快、水平最高等纪录。但撤稿创纪录则是许多人没有想到的。但真料到了。她说：“在此次撤稿之前，据不完全统计，仅在2015到2016年间，几大国际出版集团，先后撤销了117篇由中国作者发表的论文。”
为什么学术不端在中国屡禁不绝？大学物理系朱邦芬院士认为，在中国科技界，戴着人才“帽子”的和没戴上“帽子”的其待遇极为悬殊；对科研人员重复励或重等都诱使科研人员快出；再加上学术不端行为的风险与“收获”极不相称，所以才有不少人对此趋之若鹜。
对于我国科研诚信的现状，朱邦芬用两个“史无前例”来形容：科研诚信问题涉及面之广、程度之严重史无前例；社会对于科研诚信问题的关注史无前例。
高校自主招生时高中生提交的虚假论文；学术界教育界的推荐信、评价意见等普遍由被推荐人起草；教师和研究生中普遍存在的学术包装、浮夸和署名不规范；众多人才计划、评中的拉关系；中介公司买卖论文已成一个庞大的盈利行业……这一切，令人触目惊心。
“其实，每个国家都存在学术不端行为，然而对中国来说，严重的问题在于严重学术不端的重大典型案例调查不彻底、处理极轻，比如汉芯事件中的陈进和科技大学的韩春雨……”朱邦芬一脸无奈的表情。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的裴钢院士指出，在惩治学术造假上，打一只（影响大的）老虎比打100只苍蝇的效果更明显。“欧美以及日韩等国在面对此类突发性重大科技事件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值得借鉴。2012年，时任匈牙利总统施米特·帕尔因20年前的博士论文抄袭被查实而辞职。2014年，小保方晴子因在论文中存在、等造假问题，被日本理化所并被要求退还科研经费、人工费以及验证试验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监督委员会副主任何鸣鸿，在国家层面应建立一个详细的调查不端行为的判则和程序要求，比如怎样制定调查核实方案以及遵循哪些规范等等；主管部门或国家层面应有一个专门机构作为第三方，对于学术不端的事件，特别是社会影响大的事件、以及“学术不端行为者”所在单位的调查结论明显存在“质疑”等，都应记入督查档案，开展调查或督促所在单位重新核查。
科学家在创造知识的同时，也与各种利益难以切割。首先，既需要承担同行之间的竞争，也要承受住房、医疗、教育等带来的压力；其次，进入科研领域就伴随着职称晋升和各种人才头衔的获取，紧跟着的是各种相应的待遇；再次，晋升职称及取得头衔所必须经历的各种评审中，评审标准和方法的不妥则为通过不端手段取得成功提供了可能性。同时，学术造假的得利者除了当事人之外，其所在单位也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名声、荣誉、同行业评比时的加分、当作科研申报的各项励等等。在各种压力和巨大的刺激下，一些人急于求成，铤而走险，通过不端手段获得虚假的科研，来获取不当利益。
“撤稿”可以说是近期学术界的一个热词。2015年8月，施普林格出版集团撤回64篇中国作者论文；2017年4月，再次撤下107篇中国作者论文；2018年，大学撤掉11篇材料科学领域论文。学术不端是中国学者被撤稿的主要原因。还有众所周知的韩春雨事件以及其他一些难以推进的事件，都凸显了我国科研不端问题的严重性。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科学的健康发展，也影响了中国科学在国际学术界的形象，影响了社会对科学研究的信任。对重大学术不端问题处理，不仅关系到如何有效地，也关系到对科学家的信任。（记者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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