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作品被有意地集体遗忘了”(1)

　　读朱西甯先生的作品，使人惊讶，惊讶于他温和的外表下潜藏着这么大的能量，而他的作品又是如此复杂多样，无法仅仅用“乡土文学”、“军中文学”之类的标签来限定。世纪末的一片喧哗骚动，日新又新，朱西甯的孤军奋斗是个异数，借着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接驳，朱西甯意外地在赓续了一个五四的“反”传统。到底应当如何评价，看待朱西甯在文学史的？朱天心、朱天文、唐诺的看法或许多少带了一些亲人的情感在里面，但同是作为文学从业者，他们也能从中抽离出来，不带地审视朱西甯其人、其作。

　　朱天心：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没有畅销书、排行榜这样的概念，但那时父亲的作品是文学里最重要的作品，是最会引起阅读和讨论的，很多学生都是父亲的读者。后来因为气候的变化，父亲的作品被有意或无意地遗忘了。他在之后的斗争中被定为“阶级”、“既得利益者”，从文学里除名。不只是父亲，像我们这样的外省人第二代也是如此。我记得十几年前，一个学生要研究我的作品，但几个教授和他讲，你非得研究这个“中国人”不可吗？想要劝阻他。由此可以想见像父亲这样一九四九年来到的第一代外省人的处境。确实在这二十年里，他在被有意地集体遗忘。

　　朱天心：父亲认识胡兰成是在七十年代末期，像《铁浆》这些作品其实是在认识胡兰成之前写的。我觉得父亲受他的影响是后来不怎么写小说了。在整个八十年代，父亲就像胡兰成的信徒一样，用理论的方式推广他一直念兹在兹的“教中国化”的想法，他从胡兰成谈中国礼乐的一些理论里获得支撑，想要急切地表述、推广这些理论。一直到最后十年，父亲才又重新用起小说的方式，埋头《华太平家传》。我不晓得他的内心转变如何，但那十年他确实放弃了小说，那是他一生里比较异常的时候。

　　朱天心：其实从十九世纪开始，但凡有志之士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现代化的问题，要怎样面对中国仍旧处于前现代的状况。父亲念兹在兹的是这一部分，他其实是在用他的回应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华太平家传》从庚子教难、义和团写起，本想一直写到当下，但只写到我的爷爷那一代就过世了。他这时又回到了过去小说家的创作态度，从八十年代末开始，就闭门不出写《华太平家传》，有人来找他，我们就说他到山上去写作了，其实他就在三楼写。写作过程很漫长，前后八易其稿。当他写到33万字时觉得可以拿出来重新梳理一下的时候，才发现书稿除了面向人的那侧，其余皆被白蚁啃噬。其实我们全家平时很少聊到各自进行的创作，听到这件事情后，我们都很伤感，但父亲却很释然，他觉得可能是自己写得不够好，在用这种委婉的方式收回。我觉得他在其中投入了所有的过往，是他一生思想的总结。

　　朱天文：父亲受惠于传教士家庭。他出生时，正是中国文化非常衰弱和萎缩的时候，需要新的东西进来，而他所接受的新式教育和五四影响给了他一副“新”的镜片。《铁浆》是他27岁到37岁之间的结集，但这些并非怀乡之作，他始终带着现代意识来看他的家乡，用一种“热眼旁观”的方式观察着他周遭的现实，然后写下他与现实的对话，即便是早年的幼稚之作，也都注入了现代意识。因此当六十年代开始步入城市化的时候，他没有停留，进入了他的“现代主义转折”时期，写了《现在几点钟》等许多作品回应那时的当下，他是同代小说家里最富实验的人。但他的大胆求变并非是为变而变，为新而新，而是因现实而变，为了找寻那个最好的“容器”。很多读者不理解他为何要放弃以前的故事性，描写现代的这种琐碎疏离，但是对于写作者来说，宁可选择有意的失败，也不会选择熟悉的重复。

　　朱天文：那时我们真的以为他不怎么创作了。但如今我们来拍父亲的纪录片，从南京到宿迁一过来，才发现他其实从来没有停止过写作。即便是三三最热闹的那两年，也就是我后来称之为“供养人”的那个阶段，他也一直在写，所以我那时说的“供养人”对父亲是个不正确、不的说法，他的创作力远比我和天心旺盛。最后的十年，他从楼上的书房移到楼下的客厅写作，回到了最初他来时的状态。那时天非常热，没有电扇，他就从屋里牵一个灯到外面，在藤椅上架一个洗衣板，借着灯光写，用亚克力板把稿纸夹起来写。之所以把书桌搬到楼下，是为了接电话、收快递，处理种种事情。他是如此的专注、凝神，在那个小角落里写啊写，而不是在一张大书桌上。那个角落，就像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里奥雷里亚诺上校的小金鱼工作坊一样，打仗归来的上校用他的余生来锻造小金鱼，打了又熔掉，熔掉后接着打，当他离世之后，桶里剩下十七条小金鱼。父亲就像那个锻造小金鱼的上校。

　　朱天文：父亲其实并不会以身作则，他没有“则”的概念，但他会用言行无形中影响我。我们三姐妹在父亲去世后各自写了怀念文章，发现我们几个所认识的父亲竟如此截然不同。也许是长女的缘故，我和父亲的关系很像是男人与男人的交情。这种交情就像火焰，烧到最后，是至青至纯的状态。胡兰成对我们的影响也和父亲脱不了关系。因为我们从小看的是翻译小说，旧学很差，而胡兰成从各方面督促我们读古书，包括父亲自己也在补修旧学。我们那时很小，不知道胡兰成的评价，只是实际接触到他这个人。而父亲是有他自己的斟酌与考虑的，若说痛恨与日本，他是最应当痛恨他们的人，但父亲没有为此疏远胡兰成。胡兰成对父亲也是很敬佩，在讲到《史记》里的“游侠列传”时，曾在黑板上写下一句“任侠是文魄”，说这就是朱西甯作品的分量。